口罩、班级人数和卫生固然重要，但社区传播风险低才是关键。
在韩国各地的中小学里，孩子们隔着塑料屏障，默默地吃午餐。除了在操场上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，其他时候都佩戴着口罩。他们每天早上都要测量两次体温——先在家里，再在学校门口。
全球各地许多中小学都推出了保证学生在校距离的措施。来源：Pixabay 这可能是全世界数百万儿童要面临的新现实。北半球的暑假即将结束，在美国、英国和一些在疫情期间关闭学校的欧洲国家，政府正在讨论何时以及如何开学。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有一些方法可以实现安全复课。关键是保持卫生和身体距离，迅速作出公共卫生响应，阻止任何感染的蔓延，最重要的是，病毒在社区中的传播水平要低。
“亚洲的一些国家，特别是韩国，为学校如何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提供面对面教学做出了良好示范。”西澳大学的流行病学家Zoë Hyde说。
但研究人员表示，如果在社区传播降为低风险之前开学，病例数将会激增。
高风险环境
韩国春川翰林大学的儿科医生和流行病学家Young June Choe说，学校也会变成高风险场所。他说，孩子们经常挤在通风不良的教室里8小时或更长时间，来自附近各个地方，有些是乘坐公共交通，而且往往是在父母的陪同下，这样就会发生很多接触。
在大流行早期，儿童与病毒的相互作用似乎与成人不同。由于儿童的症状较轻，一般认为他们的传染性可能较低，但现在有证据表明，儿童也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，特别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。若干研究表明，儿童一旦被感染，他们的传染性并不低。
“如果在社区传播风险较高的地区复课，那么暴发重大疫情是不可避免的，社区将因此出现死亡病例。”Hyde说。从病例散发和外溢可以看出这一点，包括以色列一所高中和美国一个夏令营暴发的疫情。
社区传播水平低
在韩国、欧洲和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表明，当社区传播率较低时，学校可以安全开学。韩国儿童在5月中旬复课，当时每天的确诊病例降到了50例以下——相当于每百万人中约有一例。即使在如此低的传播率下，政府还是推出了控制病毒传播的措施，比如分阶段开学，先从高中开始，然后是初中。在规模较大的学校，或病例上升的地区，只允许一部分学生上学。当有人检测呈阳性时，就重新回到线上教学。
首尔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尚未经过同行评议的分析发现，在学校重新开学后的2个月内，19岁及以下儿童感染COVID-19的病例没有突然增加。政府数据报告称，在5月至7月期间，在111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学龄儿童中，只有1名是在学校被感染的，其余大多是被家庭成员、或在其他地方感染的。“核心信息是，只要有正确的政策，我们可以在社区传播率低的情况下控制校内传播，”Choe说，“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让韩国的情况与众不同。”
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也发现，从5月中旬开始，欧洲多个国家的学校重新开学，至今没有出现相关的社区传播的显著增加。
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3月疫情高峰期部分关闭了学校，但日托中心仍保持开放。澳大利亚国家免疫研究和监测中心主任Kristine Macartney和她的同事们分析了1月底至4月初的学校和日托中心的数据。学校仍然向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子女或没有其他选择的人开放。
在研究期间，该州平均每天有193例——每百万人中有24例，但58%的病例来自从海外归来的旅行者。Macartney和她的同事发现，在研究期间，7700所学校或日托中心中，只有25所报告了初级感染。在这些病例中，只有4所学校或日托中心有继续传播的现象。
Macartney指出，必须结合该州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对策来看待这些结果。新南威尔士州对民众进行了较高程度的检测，迅速发现病例并实施接触者追踪，其边境也被封闭，严格执行隔离。Macartney说：“如果社区传播不受控制，我们确信它会蔓延到学校。”她指出，邻近的维多利亚州最近的确诊病例激增，已经在学校发现了传播热点。她说：“这种病毒会利用任何薄弱环节，趁虚而入。”
拥挤的教室
在社区传播仍持续的地方，学校和营地已经成为重大疫情暴发地。6月中旬，新冠病毒席卷了美国佐治亚州的一个住宿营。开营第一天，佐治亚州就报告了993例COVID-19新增病例。营员们最多26人一组睡在小木屋里，不需要戴口罩，每天唱歌欢呼。在344名接受检测的营员中，有四分之三对SARS-CoV-2检测呈阳性，着实令人震惊。
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一所高中也发生了大面积传染——在5月中旬所有学校重新开学10天后。5月初，当一些儿童开始返校时，该国每天报告的病例约为127例，相当于每百万人中有15例。
由于气温超过40°C，学生们与其他30多名同学一起坐在空调房里，没有戴口罩。这次暴发波及153名学生和25名工作人员，以及受影响者的兄弟姐妹、父母和朋友——共计87人。
学校环境也会增加社区进一步传播的风险。3月中旬，智利圣地亚哥的一所大型学校在该国发现第一例COVID-19后仅9天，就暴发了大规模的疫情。该校一个班级有30多个孩子，一直忙着开家长会。研究人员在大约两个月后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检测，分别在10%的学生和17%的教职员工身上检测到了SARS-CoV-2抗体。
以色列和智利暴发的校园疫情表明，大班授课可能在学校的传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传染病流行病学家Edward Goldstein说。
Miguel O’Ryan是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的一名儿科传染病研究人员，主持了上述圣地亚哥学校的研究，他说学校应该实施合理的疏导措施，比如将一天分成上午和下午的班次，以减少一个教室里的人数，防止家长和老师在学校出入口聚集。
如果社区传播率高的地区要复课，必须高度注意佩戴口罩、班级规模、洗手、检测和追踪，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的儿科研究人员Katherine Auger说。
“如果按照过去的方式返校，麻烦就大了。”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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